高校科研经费收入界定及所得税纳税义务的探讨

 摘要:近些年来,随着我国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国家对于教育工作的资金投入也有了很大的增长,尤其是对于高等院校的经济支持,相比于改革开放之前有了质的飞跃。在这种情况下,探究高校科研经费收入的界定问题以及需要履行的纳税义务,对于相关的教育机构完成科研经费的管理工作,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本文首先分析了目前高校科研经费结算中存在的问题及相应的解决办法,然后再探讨了与科研经费收入有关的纳税义务,希望可以为高校的科研经费收入问题提供一些参考。
  关键词:高校;科研经费收入;纳税义务
  为了能够实现科教兴国的战略目标,国家政府不但加大了对于教育工作的资金投入,而且正在建立健全相关的科研创新机制,鼓励各个领域的学者专家通过出国进修、学术探讨等方式,加大对于科学技术的研发力度,使我国顺利完成由人口大国向科技强国的转变。不过目前,由于我国在高校科研经费收入界定方面还没有明确的制度要求,给科研经费核算与纳税方面的工作带来了诸多不便。因此,政府应该尽快的完善相关的法律规定,帮助高校明确科研经费收入的纳税机制,从而降低高校的纳税风险。
  一、高校科研经费收入界定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办法
  (一)科研经费收入界定中存在的问题
  截止到目前,由于我国在科研经费收入的界定方面缺乏相关的规定,所以导致了很多问题的出现。不过调查研究显示,江苏省已经将科研经费进行了横向与纵向的划分,所谓横向科研经费收入,就是指所有的收入中不属于财政性拨款的那部分资产,反之,纵向科研经费收入则是由政府拨款带来的收入。这样简单的将科研收入进行财政性与非财政性的划分,不但对于问题的解决并不能带来太大的帮助,而且由于划分的过于笼统,还会经常导致划分类别出错的现象发生。
  近些年来,因为我国没有关于科研经费收入的详细规定,引发了各大高校关于经费收入界定的数次争议。争议存在的主要原因就是,专家人士对于我国现行的会计制度中的“非同一级别财政部门取得的经费拨款”这句话有着不同的理解。有些专家认为这一规定的主要含义就是,科研人员可以取得所有的财政性收入,不管是同一级别的,还是不同级别的;而另外一些专家则反对科研人员得到同一级别的财政拨款,他们认为这句话的意思是要求科研人员只接受不同级别的财政性收入。由于不同的理解会导致经费收入出现巨大的差异,所以对立的双方都很难向另一方妥协,对于科研经费收入界定问题的争议一直未能平息。
  (二)解决科研经费收入界定问题的方法
  比较上面所说的两种科研经费收入计算方法很容易发现,这两种收入计算方法对于高校的经济利益与所纳税款会有很大的影响。比如说,选择第一种计算经费收入的办法,那么在缴纳税款的时候就要把所有的收入分成经营收入和科研事业收入两部分,原因就在于经营收入相比于科研事业收入,除了固定的税款以外,还要多加一部分的增值税。但是按照第二种计算税收的办法来看的话,所有的收入都是经营收入,都要缴纳增值税。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这类问题,就必须要对有关科研经费收入界定的规定进行修改,而且在修改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避免不要因为规定本身存在歧义而影响制定的执行。为此,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可以在修改制度时加入一些具体的实例,通过实例分析保证制度的全面性与有效性。
  二、关于高校科研经费收入纳税义务的探讨
  (一)现行的税收法中有关科研经费收入纳税的规定
  虽然对于高校科研经费收入中的财政拨款部分,没有明确的是否缴纳税款的规定,但是在税收法中明文规定了,企业不用缴纳财政收入那部分的税款。原因就在于企业所得的财政拨款原本就是政府通过征收税款得到的资产,在由企业上交其中的一部分充当税款就显得毫无意义。而之所以高校科研经费收入中的财政拨款与企业所得的财政拨款有不一样的对待方式,就是因为高校科研经费收入的类型不同,所得的财政拨款来源也不尽相同,所以要根据具体的情况按照相关的税收规定办事,避免因处理不当而带来的税收风险。
  (二)高校科研经费收入不纳税的前提条件
  调查研究发现,并不是所有的高校科研经费收入需要缴纳税款,只要科研项目满足不纳税的条件,就不需要像企业一样承担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义务。不过,在考察科研项目是否需要缴纳税款之前,需要对指出项目进行明确的划分,比如说,免税收入与不征税收入是两种不同的收入,在项目划分时一定要多加注意。除此之外,还要加强项目内部的支出计算,提高对于税法知识的掌握程度,充分的利用自身的法律知识来降低纳税风险的出现,将高校科研经费收入最大化的利用到学校的教育事业中去。
  三、总结语
  近些年来,虽然我国在高校科研经费收入界定方面的研究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相比于发达国家,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工作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尤其是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人们已经不能只满足于物质上的追求,对于科技、文化方面的需求也在与日俱增,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我国完善有关高校科研经费收入界定的规章制度,使得所有高校都可以履行纳税的义务,促进自身的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1]潘洹,房子磊.高校科研经费收入界定及所得税纳税义务探究[J].会计之友,2014(31).
  [2]唐磊.高校科研经费收入界定及纳税义务探讨[J].财会学习,2015(17).
  [3]任运祥,洪鲁鲁.论高校科研经费预算与执行管理的意义及对策[J].商情,2011(47).
  (作者单位:江西警察学院)

基金会税收优惠正当性之法律理论探究

基金会税收优惠正当性之法律理论探究一、基金会的界定
  基金会无疑是人类历史上一种伟大的制度创新,它吸收了人类社会源远流长的慈善传统和现代文明的法律架构,创造出一种具有法人治理模式的新型慈善机构。一般认为,基金会与其他非营利组织的区别主要体现在活动主体的不同,基金会不是人合组织,而是财合组织,体现的是一种财合属性。
  学术界对于什么是基金会提出过很多有影响力的观点。在现代公益基金会的发祥地美国,最先对基金会加以定义的是曾任美国卡耐基基金会会长的弗雷德里克.P.凯佩尔,他在其所著的《基金会在美国社会中的作用》提出:“基金会是出于慈善目的而设立的基金,由理事会进行管理,习惯上在联邦或者州的法律监管下运作,并享有税收方面的特权。”[1]美国“基金会中心”给正式的“公益基金会”的定义是:“非政府的、非营利的、自有资金(通常来自单一的个人、家庭或公司)并自设董事会管理工作规划的组织,其创设的目的是支持或援助教育、社会、慈善、宗教或其他活动以服务于公共福利,主要途径是通过对其他非营利机构的赞助。”[2]
  美国税法中第501(c)(3)条款规定了享受免税待遇的基金会的条件是:“其组织和运作完全是为了我宗教、慈善、科学、公共安全试验、文学或者教育,扶助国内或国际业余体育竞赛,或防止虐待儿童或动物的目的。但不适用于以下情况:其收入任何部分作为私人股东或个人利益,以大量活动用于企图影响立法的宣传等活动……以及参与或干预拥护或反对任何公职候选人的政治竞选活动。”这一规定事实上反映了公益基金会的三大特征——公益性、非营利性和非政府性或独立性。[3]
  1981年7月28日,我国第一个公益基金会——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成立,“基金会”一词第一次进入现代中国的视野。1988年9月27日国务院发布的《基金会管理办法》(已失效)首次赋予“基金会”法律上的意义:“本办法所称的基金会,是指对国内外社会团体和其他组织以及个人自愿捐赠资金进行管理的民间非营利性组织,是社会团体法人。”该定义的优点是明确了基金会的“民间”和“非营利”两大特征,缺点是本文由毕业论文网http://www.lw54.com收集整理涵盖了“国家拨款建立的资助科学研究的基金会和其他各种专项基金管理组织”,在某种程度上减少了基金会作为一个民事主体的定义的独立性。
  随着我国基金会事业的发展,2004年国务院颁布的《基金会管理条例》对我国基金会作出了法律定义:“基金会是指利用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捐赠的财产,以从事公益事业为目的,按照本条例的规定成立的非营利性法人。”此概念扩大了基金会的资金来源、丰富了基金会的财产种类,删除了“国家拨款建立的资助科学研究的基金会和其他各种专项基金管理组织”,使得基金会的概念更加靠近现代基金会语境下的定义。
  二、基金会税收优惠正当性理论分析
  关于公益慈善组织税收优惠理论的探讨,主要以西方国家的非营利组织为对象,其立论基础是以非营利组织的特性和其对社会的贡献为主。虽然我国非营利组织与西方非营利组织有一定的差距,但我国基金会作为我国非营利性组织的一部分,亦有利他性,致力于从事公益慈善事业,且为现行各类税法减免规定之适用对象,性质上与西方非营利组织相近。因此,关于非营利组织税收优惠之理论,亦可作为探讨基金会税收优惠理论之参考。根据JillManny的论述[4],非营利组织免税理论主要包括:补助理论、税基定义理论、资本结构理论、捐助理论和利他行为理论,这些理论在金锦萍的《论我国非营利组织所得税优惠政策及其法理基础》已有详细介绍,本文不予赘述。
  狭义的税收优惠,指的是国家进行税收稽征时,基于特定之理由,对于有纳税义务之义务人,就其特定之应税财产或所得,给予全部或部分免纳税,甚至免申报之优待,藉此引导受惠者之行为。[5]因此,税收优惠是国家以减免税收负担为诱饵,促使受惠者从事特定之行为,以创造理想的成果与绩效,进而达成有利公益的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税收优惠本质上是公权力达成目的的手段,虽然税收优惠作为手段,并不具有直接干预的效果,但是由于税收优惠影响国家税收,增加未享受优惠的人民的负担,以及国家福利资源有限,其给予不应过犹不及,因此,国家采取租税优惠时,当然必须受到比例原则之拘束。
  原则上税收以组织财政收入为目的。“某税法规范其目的仅在于取得收入,吾人称之为财政目的规范,此种规范,立法主要考量者,在于国家租税负担如何公平分配予国民……故租税平等负担要求,成为税法之最高体系原则,”[6]因此,以财政为目的的税法,其正当性在于国家财政收入如何公平分担于人民,其衡量标准是税收平等原则,具体标准是量能课税原则。但是,非以财政收入为主要目的的税收优惠,其所增进的公共利益不在于公共支出之平等负担,而在于经济政策、社会政策之目的。“此种税法之正当性,取决于目的与手段间是否符合比例原则,亦即此种租税优惠(或特别负担)是否有助于特定经济政策、社会政策之达成:是否无其他更少损害(量能原则)方式;目的与手段间是否具有合理正当性。”[7]因此,非以财政收入为主要目的之税收优惠,其正当性衡量标准是比例原则。
  税收优惠作为执行经济政策或社会政策的一种工具,在追求经济政策目的或者社会政策目的的同时,却极大地损害了税收公平原则,这就要求在“所得”与“所失”这两个要素之间,力求一个平衡,以符合比例原则。
  下文将结合非营利组织免税优惠理论,通过比例原则来衡量基金会享有税收优惠是否具有正当性依据。
  (一)目的实现之助益性(适合性原则)   

企业负责人的账户资金算企业的应税收入吗?

企业负责人的账户资金算企业的应税收入吗?(二)本案法院裁判明显错误,符合再审条件
  本案的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在司法审查活动中也存在着严重的错误和缺陷,分析如下:
  1.未对稽查局违法取证进行正确审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02]21号)第五十五条规定,“法庭应当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从以下方面审查证据的合法性:(1)证据是否符合法定形式;(2)证据的取得是否符合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和规章的要求;(3)是否有影响证据效力的其他违法情形。”在本案中,法院对稽查局提交的公安机关取得的证人证言予以认可,并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没有对稽查局的取证行为违反法定程序以及证人证言证据的违法性进行正确的审查和认定。
  2.未对稽查局未尽举证责任进行正确审查。《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被告对作出的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在本案中,稽查局对案件关键证人和事实均]有采取合法、有效的调查和证据收集,所提交的证据由于不具有合法性也不能作为定案依据,稽查局明显未尽举证责任,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败诉后果,而法院对稽查局未尽举证责任的事实没有进行正确的审查和认定。
  3.未对甲公司提交证据材料进行正确审查。《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二条规定,“代理诉讼的律师,有权按照规定查阅、复制本案有关材料,有权向有关组织和公民调查,收集与本案有关的证据。”在案件诉讼过程中,甲公司向法院提交了其代理律师取得的证人证言,且该证据所反映的事实与稽查局认定的事实明显存在矛盾和冲突,已经使得稽查局所提交的证据处于极度不稳定的状态。按照证据法学界关于盖然性的证明标准理论以及证据优势原则,稽查局单方面提交的证据资料已经不具有高度的、能够符合法律真实的盖然性标准,丧失了证明优势。然而,法院却并没有按照证据优势原则进行裁本文由毕业论文网http://www.lw54.com收集整理判,反而认为甲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能支持其主张,从而对甲公司提出的主张不予采信,这种观点将举证责任本末倒置,实属本案司法审查的严重败笔。
  综上,本案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的判决明显存在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问题,符合《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所规定的“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的情形。因此,本案最终经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指令二审法院进行再审。
  (三)企业与负责人财产混同、经营混同将产生税务违法风险
  尽管本案的税务处理、处罚决定及法院判决存在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问题,但本案却反映出了当前较为普遍的一类企业涉税风险,即企业与企业负责人的经营行为和财产行为高度混同,导致企业自身无法正确反映涉税经济信息,从而无法合规履行纳税义务的风险。这一现象实际上也体现为企业普遍设置内外账的现象,即企业的外账只反映企业银行账户资金及有关经济事项,企业的内账反映企业负责人银行账户资金及有关经济事项,企业和企业负责人的银行账户资金既用于企业经营收支,又用于个人开支,从而造成财产混同、经营混同。
  笔者认为,首先,企业以私设内账的方式逃避纳税义务的行为,经税务机关查证属实的,企业应当承担偷税的税收行政责任,并或将引致刑事责任风险。在这种情况下,企业负责人个人银行账户资金确实可以成为企业的销售收入。其次,企业在不以逃税为目的情况下设置内账收付企业资金的,也可能存在潜在的涉税风险,尤其是涉及到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使用、成本费用核算和收入的核算等方面。因此,笔者建议,企业应当合规进行账簿资料的设置和保管,杜绝私设内账偷逃税款的违法行为,尽量避免经营混同和财产混同,规范管理企业的资金使用,账务处理能够准确反映企业的经营行为,从而在源头上化解涉税风险。
  小结
  企业与企业负责人高度的财产和经营行为混同实际上反映了当前较为普遍的私设内账现象,企业的这一做法将会招致潜在的涉税违法风险。税务机关在税收执法活动中可以收集其他单位或有权机关制作的书证证据,但无权将其调查和取证权限向其他单位或有权机关让渡。法院在税收行政诉讼纠纷案件中应当着重审查税务机关提交的证据材料,不仅要审查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和关联性,也要遵循法律真实的证明标准考察证据的稳定性和盖然性,向纳税人释放税务机关证明不能的诉讼利益。 转载请注明来源。原文地址:http://www.lw54.com/html/shuishou/20170510/6995418.html